六四事件30週年

經過了30年,香港人也許更關心的是逃犯條例和香港的自由;對於30年前的事,不知情者也許會產生誤解,但是明知真相仍指鹿為馬、歪曲事實的,就只是一堆自欺欺人的狗奴才而已。以下轉貼有關報導。

(來源:信報)

畢架山現毋忘六四直幡

今日是北京天安門六四事件30周年。有市民凌晨發現九龍畢架山出現一幅約黃色直幡,約15米長、3米闊,上面寫有「毋忘六四」字句。

消防於上午6時許接報派員上山處理,因雨勢頗大阻礙拆除工作,至8時許始將直幡捲起拆除。

(來源:香港蘋果日報)

本地生誤當六四是列強侵華 對中共屠城認知較國際校學生少

事隔三十個寒暑,時間像漂白水,把屠城的血紅與血腥都漂淡了。六四之後出生的香港人,對這段歷史的認知,究竟匱乏到怎樣的程度?連日來記者走訪各區,訪問就讀本地及國際學校的中學生,了解他們對六四的認識與態度。

結果顯示,超過八成本地學生、近七成國際學校學生都聽過六四事件,主要資訊來自學校。然而只有四成本地學校學生能正確描述六四事件,比國際學校學生還要少一成。有本地學生誤以為六四與中國簽訂不平等條約有關,也有人與南京大屠殺混為一談。本報又發現,七成國際學校學生聽過維園燭光集會,本地學校學生只有一半。全部受訪者中,僅一學生表示曾參與集會。

記者上月於上水、天水圍、中西區共訪問30名本地中學生,有25人表示聽過六四,但當中僅12位同學能準確描述六四事件,五人錯誤描述。有「亂噏」六四的學生說,事件是1964年在九龍發生,當時有坦克車駛入香港;亦有上水學生回答六四背景時說:「中國被迫簽咗一啲不平等條約咁,所以佢哋想為祖國增多一啲榮耀感。」

逾六成受訪學生表示,就讀學校有教六四。多名學生表示曾在周會中聽過教師講解六四。有上水中學生表示,教師每年六四都會穿黑衣回校向學生講解,更會在美術課講解六四藝術品背景。

「可以講嘅咩?」

調查發現僅一半本地學校學生聽過維園燭光集會,而且無人參加過。即使表示關心六四的學生,也有人表示沒聽過維園六四集會。另有學生缺席燭光集會的原因是「年年都撞正考試」、「第二朝要返學」,或質疑集會太和平:「好似坐完喺度悼念完係冇咩用,中共都唔會聽你訴求,亦都唔會……即係過咗咁多年,中共有冇想認呢件事呢?冇!」

當問及中國是否需要有民主,有25位同學表示需要,並能簡單解釋何謂民主;但仍有多名受訪同學聽到這問題時顯得猶豫,或不想回答。有上水學生的回應是:「我會唔會俾人斬頭㗎?需要嘅,度度都需要㗎嘛。」

記者連日來的問卷調查過程中,約三分二本地學校學生拒絕受訪,或趕時間,或一聽見是關於六四就表示不願受訪,亦有人受訪但不願上鏡。其中一次,當記者截停兩個學生詢問時,學生問:「可以講嘅咩?」二人商量後表示:「呢度係上水。」說完便離開。

記者又走訪九龍塘、何文田及黃竹坑,訪問了31名國際學校學生,當中21人聽過六四,16人能正確描述事件,比例比本地學校學生高,甚至有九龍塘學生能清晰闡述五四運動的學生抗爭情況。另14人未能描述六四,其中一人指去過港大的國殤之柱,但不知道與六四有關。另有一位學生誤指六四為「日本人殺中國人」,與南京大屠殺混淆。

僅一人去過燭光集會

相對六成本地學校學生指學校有教六四,國際學校學生只有三成五表示歷史課中有教六四,當中一成半從教師、同學口中得知,有教師以六四解釋中國如何隱藏歷史。部份受訪學生表示從家人口中認識六四,一名來自北京的學生說,軍隊當年鎮壓清場時,其舅父於天安門廣場受傷;另有四人從互聯網得知事件;有學生因一張諷刺中國網絡審查的「坦克人」網絡迷因(meme),開始對六四產生興趣。

接近七成國際學校學生聽過維園燭光集會,僅一人去過,有學生更指「我住維園(附近)都冇特別聽過或見過」。

當問及中國是否需要民主,僅四成表示需要,另四成不確定,兩成拒回答。不過有學生認為中國正步向民主,亦有學生反問「甚麼是民主?」同一個問題,來自內地的三名學生回答時,先用普通話商量,猶豫再三後才答「或者」。

記者另外問過十多名國際學校學生,中國是否自由,大部份人答不自由,僅一位指自由;另有數人認為一定程度上自由,有學生則妙答「有錢人就自由」,亦有學生說「香港應該保持現狀,不受中國干預」。

(來源:明報)

大專學界復辦六四論壇反應淡 理大學生會:同學較關心《逃犯條例》修訂

今年是六四事件發生後第30年,大專院校繼2017年後,昨日(2日)首次復辦聯校六四論壇。浸會大學學生會會長方仲賢表示,昨日有大約100至200人出席,大部分不是學生而是中年市民,出席人數只及預期一半,未如理想,可能與天雨及同學對社會時事的參與程度有關。

方仲賢今早(3日)在港台節目《千禧年代》中表示,身邊同學都對六四事件比較冷感,認為這一代應多關心社會本土的事。理工大學學生會外務秘書周美芝認為,學生出席六四論壇人數未如理想,與年輕人現時較關注並熱烈討論《逃犯條例》修訂有關,學生會也選擇把資源投放到反對修訂《逃犯條例》上。

過往大專學界認為六四論壇因變得「行禮如儀」而停辦,被問到為何今年復辦,周美芝指出,原因之一是今年是六四30年,且學生會希望以嶄新方式舉辦,故邀請了不同時代的學生領袖分享,並討論過去30年來學運的變遷;也希望在回顧六四時,探討當前各大學的學生會將來如何走下去。

方仲賢說,希望藉今次論壇,帶出對學運的啟示,透過了解六四事件當年學運參與者的經歷,以及他們帶給學運的影響,作為未來的民主道路的參考,並探討民主前程。

方仲賢及周美芝均表示,不會出席明晚(4日)支聯會在維園舉辦的六四燭光晚會。周美芝解釋,這是因為在基本原則及身分認同上,與支聯會有很大分歧;學生會尊重支聯會為中國民主道路作貢獻的綱領,但認為應更優先關注如何發展香港的民主。

(來源:香港01)

80後告別維園 尖沙咀另辦集會 與支聯會分庭抗禮

今年是六四事件30周年,支聯會一如以往於六四當晚於維園舉辦晚會,以燭光悼念六四事件的死難者,彰顯人民不會忘記的決心,成為香港民主運動的一大象徽。可是,隨著近年本土思潮興起,一些不認同支聯會綱領的青年選擇在尖沙咀另起爐灶,另辦六四集會。去年六四,「立言香港」委員巫堃泰於尖沙咀文化中心旁邊的自由戰士像下發起六四集會,為不認同支聯會綱領的市民,提供另一悼念六四的平台。

巫堃泰今年再接再厲,聯同葵青連結動力召集人張文龍於同一地點舉辦六四集會,2人接受《香港01》專訪時表示,集會除了希望為港人提供另一悼念六四的平台,同時更照顧本土聲音,在當前絕望的政治環境,盼透過凝聚一群遭政權打壓的年輕人和學生,鼓勵香港人不要放棄追求民主。

33歲的巫堃泰在政圈打滾多年,由2003年起連續15年無間斷參與維園燭光晚會,更於2007年起連續3年為晚會擔任義工,協助支聯會點算捐款。30歲的張文龍於2004年首次參與燭光晚會,他由2008年起連續6年參加晚會,不過因支聯會於2013年以「愛國愛民」作為晚會口號,令他決意告別維園。到底有何原因驅使多年堅持參與燭光晚會的2人,不再參與支聯會所辦的集會,甚至要在尖沙咀另辦集會分庭抗禮呢?

憶為支聯會「通頂」點算捐款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天安門廣場掀起一場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惜最終在軍隊鎮壓下流血收場,這場學運成為近代中國歷史重要的分水嶺,同時為香港人播下了民主種子。六四事件發生時,巫堃泰只有3歲,但當晚的情景教小小的他相當深刻。他記得當晚家人看著電視一言不發,翌日他到幼兒園上學,不過老師未有如常授課,「好記得嗰晚,屋企人睇住電視,乜都無講,第二日,返幼兒班就係玩、食茶點,老師乜都無教」。直至初中,他才開始了解何謂六四。

2003年爆發「沙士」,那年中五的巫堃泰戴著口罩考會考,當時香港經濟不景、失業率高企,加上政府硬推《基本法》23條,導致民怨沸騰。當年的六四維園燭光晚會,成為「七一」50萬人大遊行的前奏。巫堃泰當時響應時任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樞機的呼籲,參與六四祈禱會,自此他從不間斷地參與六四集會,直至2017年。

巫堃泰及後投身政圈,曾於2007年至2009年擔任支聯會的義工,負責在六四晚會後為大會點算捐款。他憶述,晚會一般於晚上10時左右結束,籌款箱約於凌晨12時開始分兩輛客貨車,運送到位於旺角的教協會址,到凌晨3時許,10多名義工齊集一間上鎖的房間點算捐款,大約早上6時完成整個過程,當時一班「老鬼」義工「通頂」點算捐款後,更會一起到附近的倫敦大酒樓飲早茶。巫堃泰又稱,他曾於2009年協助支聯會青年組舉辦暑假活動。

張文龍比巫堃泰年輕3歲,他早於2004年已首次參與六四燭光集會,當時他是一名中四學生,因緣際會下在一個以颱台為主題的網上討論區,認識了一群志同道合的網友。他憶述,當時其中一名較年長的網友帶著連同他在內、約5至6名網友一同出席六四晚會,「當時大概6至7個人,我哋係網友,喺一個打風討論區認識對方,學校當時無講六四,但係都知六四係發生咩事,嗰時年年都聽到人話有(六四)集會,所以好奇之下就去睇吓」。

「愛國愛民」令二人對支聯會反感

2008年,張文龍第二次參與燭光晚會,由那年起,他連續6年出席晚會。被問到當時參與的感受,張文龍指出,在2010年之前,香港很少場合讓市民公開討論政治,當時六四晚會成為結集一群關心政治的同路人之重要場合,形容晚會猶如一個政治意見的「交易場所」。不過2013年的六四晚會,使他決意告別維園,不再出席支聯會舉辦的燭光晚會,「2013年,當年突然搬返『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做口號,但嗰陣已經進入本土思潮嘅年代,我明白佢哋(支聯會) 對中國好有感情,但我覺得都要照顧一下香港人本身,記住以前(六四) 嘅嘢同時,都要幫參加者面對眼前嘅嘢(政治打壓),所以令我開始反思係咪要入去(維園) ,係咪行禮如儀呢?」

「愛國愛民」口號當時掀起滿城風雨,「天安門母親」成員丁子霖批評口號「愚蠢」, 時任支聯會執委徐漢光竟因向丁子霖發電郵,斥丁患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並「同情中共」。此風波亦令到巫堃泰對支聯會甚為反感,「我唔係因本土思潮而對支聯會反感,反而係有常委鬧丁子霖令我最反感,人哋(丁)真係無咗細路,佢係切膚之痛,你(常委) 憑乜鬧佢,相關人士依家仲係常委,辭咗職然後選返入去(常委會), 仲係高位」。故當他2017年辭去人權組織工作後,就再沒有參與維園集會。

不認同平反 倡以國際法庭追究責任

支聯會由創會至今,仍沿用「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為五大綱領,其中「平反八九民運」和 「建設民主中國」近年備受質疑,有本土青年認為港人無責任為中國建設民主,張文龍和巫堃泰亦坦言不認同上述兩個口號。

巫堃泰認為要求政權「平反」的想法相當「小農」,猶如庶民希望政權突然變得開明,然後為人民翻案。張文龍認同巫的說法,「點解爭取民主嘅人,走去要求一個超然嘅政權開恩,好似皇帝咁諗通咗之後幫你平反,如果覺得當時學生係啱嘅話,唔應該用『平反』」 。

巫、張二人認為不應「平反」,應透過國際法庭追究鎮壓者責任,達至「轉型正義」,「『轉型正義』係好明確嘅過程,透過成立特別法庭或人權法庭,審判違反人類罪嘅犯人,台灣、西班牙都有咁做,但做得唔好,追究責任方向一定正確,但『平反』就係將自己、將公民擺喺一個弱者嘅位置」。

至於「建設民主中國」,巫堃泰認為這對香港人而言責任太大,他直言現時連維護香港自由也岌岌可危,「人每日只得24個鐘,係爭取都為咗香港爭取先!」對於有講法指出,中國擁有民主,香港才有可能得到民主,巫以國際例子反駁有關講法,指縱觀現時實行中央地方制和非聯邦制的國家和政權,普遍位於該國邊緣或不同族裔的地方政府也是遭到打壓。他以直布羅陀為例,即使其主權國英國的民主水平相當高,但直布羅陀所享的公民權利卻是較英國本土次一等。

集會邀理大民主牆風波主角發言

巫堃泰去年在尖沙咀文化中心旁邊的自由戰士像下,發起六四集會,約200人出席;今年他與張文龍等志同道合的朋友於同一地方舉辦集會,巫表示今次已花2000多元向文化中心租場,並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料今年同樣約有200人參與。他表示,今次會邀請一些被打壓的青年和學生發言,包括因理大民主牆風波被校方重判120小時社會服務令的理大校董會本科生學生代表李傲然等人,前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亦將會以影片形式發言。

他們表示,集會除了希望提供另一悼念六四的平台,也盼更照顧本土聲音,在當前絕望的政治環境,透過結集一群遭政權打壓的年輕人和學生,鼓勵香港人不要放棄追求民主的心。

(來源:立場新聞)

學生不理家長反對到維園 「再唔嚟,可能就無」

六四屠城三十週年,支聯會繼續發起維園燭光晚會悼念死難者,但在晚會開始前數小時,已有數百人到場,當中包括九龍真光書院中四學生馬子悠和陳昉情,其中陳昉情表示,過去因為家長反對從來無參與六四晚會,今年首次背著父母出席,因為擔心《逃犯條例》修訂通過之後,香港人再無空間悼念六四死難者,故即使快將考試,亦決意出席「再唔嚟,可能就無,理唔到咁多。」

馬子悠和陳昉情四時許到達維園,出席燭光晚會,他們指在朋友圈子中,大部分人對「六四」都不太關心,故只有二人結伴出席。「呢件事發生喺我哋附近,就喺共產黨嘅政權下,我哋點都要關心返,同埋要傳承落去。」馬子悠稱,希望未了解過六四的同學,能夠主動關心歷史。

母親憂兒子日後無自由談六四

已經參與六四晚六二十多年的黎小姐,今年第二年帶同 8 歲的兒子出席,「兒子年紀開始大,希望可讓他了解三十年前八九六四的狀況。」她向兒子展示六四時的照片,希望他知道當年學生和平爭取民主,但軍隊入城鎮壓造成破壞和傷亡。

她表示不擔心兒子一代人,會因為無親眼目睹而淡忘六四屠城,她反而擔心日後社會無足夠保障,容許他們繼續談論六四,她希望兒子將來仍然有自由,並寄望他能為人權、自由而發聲。

三代同堂悼六四

43 歲的謝太,就和 9 歲兒子和 70 歲母親,首次三代同堂到場悼念六四。她指近年見兒子長大,思想開始成熟,主動問他是否想今晚來維園,「一同悼念 30 年前在北京為民主自由燃點生命燭光的人。」

今年9 歲、讀小三的希賢表示,以前在學校未聽過六四,最近從母親口中得知當年的事,「覺得好嬲,點解政府要殺咗嗰啲想要自由的人」,「有啲無人性囉。」希賢看到晚會現場有人在唱歌,「覺得好嘈」。

年近70 歲的張太是希賢的婆婆,「好似我個孫咁講,大家都愛自由,你唔可以殺咗爭取自由的人。」她又稱悼念六四無關政治立場,「殺人就係唔啱,殺一個都唔啱,仲要殺咗咁多人。」

法藉教師:香港近年氣氛感到害怕

不願意上鏡的法籍教師 Mr. Francis 表示,他在 1989 年到港定居,當年六四鎮壓的畫面仍深刻烙印在他的腦海裡,對他而言六四不能或忘。

在香港住了三十年,Mr. Francis 坦言香港近年的氣氛令他對未來感到害怕,他已將香港視為自己的家,會選擇留在香港,但直言大部份香港人和他一樣,都活於惶恐之中,認為香港未來只會變得更差。

王婆婆:港人應合力對抗中共

不少社運常客亦來到維園,其中王婆婆就舉著黑色雨傘,並在傘上舖上英國國旗,她批評中共不可信,「香港要自救就必須要自主」,她表示支持香港獨立,強調香港人要協力對抗中央,保護殖民地時期建立的法治、民主核心價值,又呼籲港人參與星期日反逃犯條例大遊行。

而2012 年開始為六四畫畫的畫家 Perry Dino ,就在維園展示他為六四而畫的新作「89 64 30」,他過去經常在社運現場作畫,今次因天雨關係事前已完成作品,他希望看畫的人,尤其是 1989 年未出世的下一代知道歷史真相,「呢個係一個事實,真正發生過,我從電視親眼見過。」他又強調,有生之年都會繼續畫六四這個主題。

Perry Dino 又表示,畫畫前參考不少新聞相,發覺場面太血腥,心情冷靜後才開始畫,將血腥場面以黑白灰色調呈現,意念也來自他很欣賞的畢加索作品「格爾尼卡」。

對於六四三十周年,他期望以後談起六四,不用避忌,「大陸亦不用虛怯,不讓封從德過關是事實就承認吧,好像德國,可能更好。」作為畫家,他更希望有天民主來臨,「到時我畫的民主女神會有不同表情,會笑的。」

而「女長毛」雷玉蓮亦有到場,她表示過去每一年都有出席六四晚會,每年都會帶同一件血衣,一個人偶,和三架坦克車玩具,代表當日以肉身阻擋坦克的北京學生。她指三十年前在電視看見這一幕,一直難以忘記,希望她的擺設可以令更多人了解中共屠殺學生的一幕,「中國人唔應該以坦克車對住中國人,真係好羞恥」。

(來源:香港蘋果日報)

教聯會否認屠城 親中團體:學生爬軍車掟物屠殺解放軍

今年是六四30周年,港台節目《城市論壇》今日討論。支聯會秘書李卓人表示,中共30年來鎮壓民主自由,「每一日喺中國同香港發生緊,香港今日有政治犯,係邊個搞出嚟?」他提到,香港於八九民運時,大家不分背景,一同譴責中共鎮壓,「教聯會都有上街支持中國民主化」,呼籲市民出席今年六四集會,珍惜香港僅存可悼念六四的空間及自由,以燭光悼念及控訴,傳承當年為民主的精神及感情。

教聯會會長黃均瑜認為,中共政府30年前處理六四事件是犯錯,「解放北平不需要開一槍一炮,點解建國30幾年後要動用槍炮?」但他指岀不會支持支聯會,批評其於平反六四上加入對中央政府不滿等其他訴求,不再只是悼念。

節目中就六四是否存有屠城展開爭論。六四真相研究組聯合召集人張家敏指出,屠城是指於沒有反抗才是屠殺,聲言有片段指,當年示威者於軍人沒有抵抗下,爬上軍車「掟死軍人」,「有解放軍被屠殺」,直言不是如支聯會所述。黃均瑜質疑李卓人說法,「咩叫屠城,成個城屠咗先叫屠城,南京(大屠殺)30萬人就叫屠城。」

中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呂天忻反問張家敏,是否承認解放軍曾在六四事件殺人,中共是否需要負上屠城責任。張則指學生及解放軍均有殺人,雙方都有責任。李卓人和呂天忻隨即問張,能否舉出當年有多少個解放軍因而被殺害,張家敏卻答:「我講唔到」。李卓人批評張及黃,指他們合理化六四屠城,直言中共不敢面對六四真相,「中共鎮壓咗呢個記憶」。

李卓人在節目後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尊重大專生等團體以自己方式悼念,直言不是與學界團體分道揚鑣,「學界本身將六四屠城真相,話畀所有同學聽,至於出唔出席(維園六四集會),用咩方法悼念,我哋完全尊重。」他續說,希望大家也來維園,以燭光力量作控訴,「逼爆維園、逼爆銅鑼灣」。

對於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今早於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對話」,提及六四是一場政治風波,中央採取果斷措施,制止及平息這場動亂,屬正確決定。李卓人則指,如中共認為這是正確決定,為何禁制人民討論,「其實佢哋心虛,自知當開槍屠殺人民,合法性係受到挑戰,所以唔想畀人知道呢個係歷史嘅真相。」

(來源:眾新聞)

60位記者著書 用真名講真相

六四30周年,60位現職或前新聞工作者合著新書《我是記者——六四印記》,除了有1989年站在前線採訪的記者、攝影記者和電視台攝影師,更有受六四啟發而入行的記者,分享六四帶來的思考。他們撰文講述學運的脈絡,以及對社會的體會。

《我是記者——六四印記》執行編輯張結鳳說,今時今日要用真名並不簡單:「大家都願意用真名發表非常難得。」她說,編委會聯絡了超過100位新聞工作者,有小部分人因不方便用真名,提出可否用筆名撰文,但編委會認為要「用真名講真相」、用真實姓名為自己所相信的真相負責,最後有60位新聞工作者願意用真名撰文。

張結鳳說,1989年六四屠城後,香港記者協會出版《人民不會忘記──八九民運實錄人民軍隊向人民開槍》。30年過去,一些作者將當時認為還未到時機講述的故事、照片,以及來不及發表的採訪,「翻箱倒盒」地找出來,將當年所見所聞結合個人經歷、感受,還有30年間的思考,比當年的新聞報道寫得更細緻。

張結鳳提到,雖然60位作者分開撰文,但文章之間有著一脈相承的內在聯繫,從不同視角講述同一件事。1989年6月在無綫電視新聞部任實習記者的區家麟寫道:「我看見,兒時仰望的權威電視主播記者們無時無刻奔走剪接間與直播室,目睹北京慘況,有人呆若木雞,有人淚流滿臉,有人破口大罵。」當時的無綫主播蘇凌鋒則憶述,六四淩晨看到時任《文匯報》社長李子誦的訪問後情緒崩潰:「(我)失聲痛哭⋯⋯是一生人當中下淚的第一次。身旁的同事都拍著我的肩膊,默默無言,但大家的心意相通。」在亞洲電視新聞部工作,負責李子誦訪問的李玉蓮,回憶當時新聞部的錄影廠要長期準備特別新聞報導,沒有足夠器材剪輯其他節目,她只好到其他部門的剪接室借器材:「在處理鎮壓片段及李子誦訪問時,整個剪片室的同事都停了手在看。」張結鳳形容,這是一個奇妙的脈絡:「是六四留在我們心目中最深刻的事。」

學運時做了記者兩年、時任《星島晚報》記者梁慧珉說,屠城當晚天安門廣場是一個很重要的焦點,但六四淩晨死傷者最多的地點,其實是復興門一帶至木樨地。當晚她在木樨地用錄音機錄下三呎外所有坦克車、裝甲車經過時履帶發出的聲音,以及軍隊向人群開槍的聲音、曳光彈爆開的聲音⋯⋯「一開始還以為是在放煙花,放完一下之後才發現,我前面全都是軍人。」

梁慧珉說,他們真的親眼看到開槍,看到市民企圖燒巴士擋住向紀念碑進發的軍隊,梁慧珉形容他們為「勇敢付出生命的人」,並非官方口中的「暴徒」:「很多市民受傷中彈,用大板車運走送往醫院救治。」短短一個半小時內,梁慧珉已看到有6個人被流彈擊中。第二日,她在協和醫院見到幾百具屍體:「我揭開屍布看到(死者)頸上有很大的血洞,他握著拳頭、張大雙眼⋯⋯沒有人死過?斬了我個頭都不信,因為我真的親眼見到。」

已移民到加拿大的黃漢軍,專程回港出席分享會。八九民運時,黃漢軍是《明報》中國組的記者,5月19日剛抵達北京就宣布戒嚴,他和同事到酒店放下行李,馬上走到天安門廣場:「20萬人在廣場唱國際歌,國際歌我聽過很多次,但20萬人一起唱,我很震撼。」他說,當時的市民和學生知道他們是香港記者,就會幫他們突出重圍,去採訪戒嚴部隊。

黃漢軍憶述,6月4日凌晨他回到酒店發稿,屠城後記者已無法離開酒店:「看到很多市民、學生中槍趴在地上,胸口和背脊出血,但當時距離比較遠。」第二日早上,他和行家到協和醫院後面,見到滿地屍體:「有一對母子用大板車拖住一具用草蓆包著的屍體,我覺得好悲慘,他們連什麼時候可以下葬都不知道。」

黃漢軍說,直到現在每次回想六四,感覺歷歷在目,非常難過,但他從未為六四流淚:「或者到六四平反那天,我會哭得很厲害,或者我是在等那一天。」他又提到,今次回港,發現市民對六四30周年反應冷淡,如何令市民和年輕人了解六四是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

《我是記者——六四印記》編委陳慧兒說,年輕人喜歡看影片多過看書,因此除了出書,編委會邀請了 30 位曾直接採訪六四的記者拍攝短片,講述「我的六四故事」。陳慧兒說,要行家拍片其實有難度,除了因為30年前的記憶已經模糊,亦因回想當年片段會令他們感到痛苦:「當年的亞視記者勞家輝說,每重提一次就要記一次,越記得清楚就越痛苦。他說做完我們的訪問後,在地鐵站哭得停不了。」她又說,有作者在撰文期間想放棄,但轉念一想,如果連寫下真相都擔心,是否已經在自我審查,那位作者最後決定繼續寫下去。陳慧兒說,要感謝所有挺身而出的記者,希望能將真相呈現出來。

編委楊健興說,1989年有很多不同背景的記者參與編寫《人民不會忘記》。30年過去,有很多轉變,雖然有些人因為任職的機構不方便再提六四,但真正改變對六四看法的人並不多。他說,30年來有很多對六四的扭曲,竟然有人說六四是「屠殺解放軍」,非常離譜,希望趁還有機會時,整理真確的歷史。

幾位出席分享會的作者,不約而同地提到現在的學生對六四不太關心。現任職有線電視新聞部的黃慶州說,學生覺得4分鐘短片都長,連在實習的新聞系學生都不會看六四相關的訪問。在中大任教新聞系的區家麟說,如果讓他在大學時,做有關30年前歷史事件的報道,也很難感同身受。他說,有學生告訴他,討論30年前的事對他們而言是很大的鴻溝:「我發覺不了解、不知道六四並不是學生的責任,他們忘記是理所當然的⋯⋯可能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老師們是否要在不同場合,講多一點呢。」

(來源:香港蘋果日報)

六四肉身擋坦克照 建制派一見雞飛狗走:《蘋果》專門造謠

《蘋果》於六四30周年前夕,持廣為流傳的「坦克人」相片,到立法會向建制派議員查詢他們對六四事件的立場。民建聯梁志祥稱不知道相片拍攝的日期,認為30年前的事已成歷史。同屬民建聯的周浩鼎、陳恒鑌、陳克勤及葛珮帆,看到相片後均以事忙為由避談。

建制派「班長」廖長江、工聯會黃國健及新民黨容海恩看到相片後,即封口不作回應,亦無回答六四是否需要平反的問題,黃國健更向記者指「《蘋果》專門造謠」。

民建聯蔣麗芸則坦然承認相片是六四時拍攝,指是否需要平反應由北京當局決定。實政圓桌田北辰亦認為歷史對六四自有公論,稱國家會在合適時候處理。

六四時曾身處天安門採訪的經民聯梁美芬則指自己不想就六四發表意見,籲記者翻看她的著作與文章。據梁美芬2008年出版的自傳《關鍵時刻——你可以向命運說不》,當中寫到「我衷心希望中國政府與人民能夠早日放下六四的包袱,一起為祖國努力」。

(來源:香港01)

BBC記者拿「坦克人照」問北京人 僅年輕男女稱見過

六四事件30周年前夕,英國廣播公司(BBC)駐北京記者沙磊(John Sudworth)走到北京街頭,拿當年王維林隻身阻擋解放軍坦克車隊、著名的「坦克人」照詢問民眾有否看過,惟八成人聲稱沒見過,在大學區終有一對年輕男女稱見過,因而令不少香港網民為他們感擔心,「截圖丟去人臉辨識系統,過一會兒公安就來敲門了。」

英國廣播公司(BBC)中文網,昨日(5日)於facebook專頁上截影片,駐北京記者沙磊(John Sudworth)在北京街頭隨機訪問路人,有否看過著名的89年的六四事件「坦克人」照,結果有8成民眾指沒有看過。

從影片中可見,受訪的北京民眾大部分都年紀較大,在八九年時肯定已有記憶,惟他們都清一色回答:「不知道,我沒見過」、「沒有、沒見過」、「沒有」。當沙磊再問:「真的嗎?」,他們仍自稱無見過,其中更有民眾指:「這是外國的坦克,一看那個……它不是中國的」。

其後沙磊決定到「六四運動開始的地方」北京的大學區採訪,一對年輕男女用英語表示,曾看過阻擋解放軍坦克車隊的片段,惟當他們被問到「你覺得有許多中國人知道這張照片嗎?」,他們只稱「應該不多中國人知道」。

沙磊解釋這張照片中的王維林,在西方被稱為「坦克人」(Tank Man)非常有名,該年輕男子笑笑口表示:「坦克人?真的嗎?這很酷(very cool)!」

在影片最後,有名中年男子看到照片沒回應有否看過,只皺起眉頭細看後斥責:「這甚麼時候的照片,你們能拿到這來」。
沙磊事後在個人Twitter貼出報道,指其團隊不是第一批人嘗試這樣做,但那麼多北京人無法認出「坦克人」照片,甚至是認不出相中的拍攝地點北京城,都令沙磊感覺震撼,指他們(受訪者)很多都年紀不小,按其年齡推算,沒理由不知情。

帖文一出即引起網民的熱烈關注,紛紛留言討論片中的北京民眾是否「裝睡的人」,質疑根本沒人敢說自己看過,「看過也不跟你講看過,這才是在中國的生存方式」、「十成人看過無人敢認」、「怕.jpg」、「旁邊還有攝影在拍,誰有膽子說…」、「最後那個男的應該有看過,他的表情寫着:『在這裡看這個很危險』」、「那些人看起來超怕的啊…」

有網民則擔心片中的年輕男女,「我真係擔心個倆位大學生嘅前途...」、「BBC應該要保護一下、打個馬賽克吧?截圖丟去人臉辨識系統,過一會兒公安就來敲門了」、「北大那兩個學生要逃亡,還來得及嗎?」。

(來源:自由時報)

六四將臨中國嚴控言論 3千敏感詞遭遮蔽 70萬貼文遭刪

六四天安門事件將屆30週年,中共當局對相關言論仍嚴加箝制管控,有公民實驗室與大學監控言論審查情況,發現中共當局今年已屏蔽3237個與六四有關的敏感詞,今年1到4月間更刪除70萬則微博貼文。

綜合媒體報導,1989年北京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慘遭血腥鎮壓,中共出動軍隊屠殺人民,至今確切的死亡數字仍是未知數。儘管今年將是天安門事件30週年,但中共當局對言論管控的力道反而更加緊密,針對中國社交媒體因與天安門民主運動有關而被審查的情況,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公民實驗室與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合作了一項研究分析,發現今年前四個月,審查機構就從微博中刪除了70多萬個帖子,並已確認有3237個敏感關鍵字。

除了在網路上管控言論,每逢六四週年前夕,警察都會把異見人士帶離北京,去年甚至有數十名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成員在北京大學校園裡被綁架。加拿大資深媒體人特里‧克雷文(Terry Glavin)為此重批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指習自2013年以來積攢的權力,已超過毛澤東,對異議人士的殘酷鎮壓也超過1989年以來的任何人。其中包含燒毀教堂、推翻清真寺、監禁人權律師,在新疆開設集中營監禁100多萬穆斯林,吞併南中國海,建立威脅國際秩序的「一帶一路」

克雷文也質疑,習近平惡意破壞加拿大油菜籽和豬肉的出口,綁架和任意監禁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凱和商人斯帕沃爾,並促使華為入侵加拿大5G網絡,還大肆收購中文媒體、部署公關機構及操縱、騷擾和恐嚇加拿大華人、藏人、港人和留學生。他也批評中國讓加拿大成為七國集團中易受訛詐的弱勢國家,成為效力於北京全球重商主義野心的門童、迎賓和洗碗女工。

(來源:BBC中文網)

六四30週年:天安門大屠殺陰影下中國的變和不變

作為中國政治中心的北京天安門廣場,每天都會迎來成千上萬的遊客觀看早晚的升降旗儀式,體驗其「宏偉莊嚴」,似乎很少有人想起三十年前那場波瀾壯闊的學生民主運動和中共血腥鎮壓。1989年6月4日槍聲讓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喪失殆盡,80年代中國如火如荼的政治改革也隨之戛然而止。

三十年後的今天,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民生也有了巨大的改變。但威權下政治腐敗,權貴與資本勾結,公民的很多訴求無法正常表達,以及外部政治、經濟環境的的惡化,再次讓這個國家烏雲密布。

「充滿各種可能」的八十年代

上世紀八十年代,雖然共產黨內改革派與保守派的角力始終存在,但經歷文革十年禁錮後,中國呈現出一派思想活躍、討論開放之勢,為之後三十年間未曾再見之景象。

在中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民主牆「三角地」是當時思潮交匯與討論迸發的中心。三角地見證了1980年中國大學生首次被允許自由參選人大代表,也用一張張大字報刺激了八十年代學者、學生、市民圍繞國事的激烈辯論,以及對中國未來道路的針鋒相對。

在中共元老鄧小平的支持和兩任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的主持下,80年代中國對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開始大刀闊斧地鼎新革故。1987年中共十三大會議上,趙紫陽公布了改革中國政治制度的藍圖,提出要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善」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成為那個時代的「改革」的一個強音;但同時,保守派的勢力不可小覷,改革派在共產黨內部面臨不小阻力。

「八十年代是中國充滿各種可能的十年,是思想開放的黃金時代,」當時在上海讀書的中國問題專家、美國克萊蒙特·麥克納學院政府學教授裴敏欣說。「那時的中國充滿各種可能,既有回到毛時代的可能,也有走向自由民主的可能,還可能向新威權主義發展,」他向BBC中文表示。

「那是有一個思想的外部思潮大量湧入的年代,或者說是文化的某種復興,狂飆突進,」那一年在北京電影學院做教師的郝建回憶道。「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從未出現過。」

種熱烈的氣氛以及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角力在1989年4月進入白熱化。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逝世。作為推動80年代中國政治改革的重要人物,胡耀邦因被指責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而於1987年被迫辭職下台。他的去世點燃了學生們的憤怒與不平,4月17日起北京各大高校學生開始自發遊行,提出「正確評價胡耀邦是非功過」、反腐敗、反官倒、新聞自由等七項主張,掀起學潮。

之後學運規模不斷升級,學生們的請願訴求轉變為絶食抗議,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為首的中共支持政治體制改革的力量與保守力量的矛盾也愈發尖銳。六四前夕,趙紫陽失去鄧小平的信任,被趕下台,鄧小平則最終選擇動用軍隊,對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和各界民眾進行「清場」。

在很多人看來,天安門的槍聲與坦克帶走了數條鮮活的生命,也對中共民主與法治改革的希望幻滅。「1989年中國以暴力決定了最終的政治走向,所有憲法中規定的系統,所謂的共和國、憲法、全國人大常委會,都被架空了」,十三大報告政治改革部門執筆人之一、現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教授吳國光對BBC中文稱。 「這是一個很大的悲劇」。

六四以後,民主、群眾示威以及政治體制改革成為了中共眼中不可跨越的紅線。「六四」,成為中共政治改良的分水嶺。

「六四改變了中國整個國家和民族的軌跡,」裴敏欣說。「八九讓中國不可能在所謂的和平漸進體制內進行自我政治改良,這條路被堵死了。」

30年來,在愛國主義思想教育與網格化管理體系之下,中國大陸未曾再見要求民主的大規模群眾運動,但共產黨治下的中國民主環境每況愈下。2008年12月,在《世界人權宣言》簽署60週年之際,303名中國各界人士聯名簽署《零八憲章》,呼籲中國修改憲法,分權制衡,推進民主化進程。但宣言發佈後數小時,「六四」代表人物、《零八憲章》發起人劉曉波被拘留,後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被捕。2010年,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成為首位獲此殊榮的中國公民,而身在獄中的他無法現身領獎,直至2017年去世前,他一直與外界嚴格隔離,他的名字與「六四」一樣,在中國都是禁忌。

「越維穩越不穩」

在天安門廣場的毛澤東像兩旁,橫掛著兩幅標語: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這些字眼似乎在提醒世人,人民是這個國家的主人。無論是革命年代還是建政之後,中共也一直強調,共產黨來自人民,與人民「唇齒相依」,黨領導下的軍隊與人民「魚水一家親」。

六四時中共動用軍隊鎮壓人民訴求的決定揭穿這只是中共的宣傳口號而已。政治學者、《中國模式》一書作者丁學良認為,在那之後中國統治者「拋棄了一切政治文明裝飾」,官民雙方也拋棄了對彼此的幻想。

加之當時多個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共產黨政權陸續瓦解,天安門大屠殺給中共帶來了空前的統治危機。之後30年間,確保生存始終是中共政權堅持不變的第一要務。「最重要的是維護政權,其他手段都是根據這個任務而來,」丁學良分析中國黨國體制時向BBC中文表示。

高壓「維穩」也成為中國「後六四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徵。1989年2月26日,鄧小平在會見時任美國總統老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又譯布殊、布希)時強調,在中國「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六四一週年之際,《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穩定壓倒一切》,之後「維穩體制」被貫徹到中國各個角落。

南京大學政治學教授肖唐鏢曾在2015年撰文指出,近30年來,維穩已經成為地方政府全部工作的「實際中心」和「壓倒一切的頭籌」。在中國1989年後大大小小的維權、示威等群眾事件中,維穩機制被用在首當其衝的位置。軍隊、警察等國家機器均被動員,不計社會經濟成本及效益。自2010年左右,普遍被稱作「維穩費用」的中國公共安全支出開始超過軍費,不過中國政府一直否認「維穩經費」的存在。

「六四在中國已經成為一種制度,一種體制,」六四事件中被捕判刑的中共最高級別官員,原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前政治局常委政治秘書鮑彤表示。「對於這個黨來說,如果連大天安門事件我都能鎮壓下去,那小天安門事件當然輕而易舉。」

然而威權政治之下政治腐敗和官商勾結導致中國民眾集體維權、抗議等「群體性事件」仍然多發,維穩反成為導致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因素,中國出現「越維穩越不穩」的惡性循環。

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劉能2010年撰文稱,中國群體性事件自1995年起爆發上升,年增長率約為17% ,參與群體性事件人數也由73 萬多人增加到307萬多人。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2010年發表的報告也指出,伴隨維穩投入不斷增加,中國的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數量非但沒有減少,反而不斷增加。

「這可能是早年共產黨想像不出來的景象,」中國歷史學者章立凡表示。「早年共產黨還是想要均貧富、人人平等,但那個時候所謂的流血犧牲,不是想換來今天的場景。所謂的初心,早已經不存在了。」

經濟騰飛與「系統性腐敗」並存

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上,「反官倒、反腐敗」是當時學生們的一個主要訴求。「官倒」是80年代中國價格雙軌制下的產物,當時部分重要物資中,一些會以特定價格供給指定企業,這些企業大多由政府主管部門及黨員幹部掌控,可以利用低價收購物資後高價賣出賺取巨額利潤。

六四「清場」過後,大力發展經濟成為中共穩定民心的重要策略,也給這個政權和國家帶來了新的機遇。「89年之後,中國的整個經濟發展模式是用經濟表現換取所謂的統治合法性。不計任何代價,只要能把經濟搞上去,就能維護中共的統治,」吳國光這樣說道。

1992年,「六四」之後一度退居幕後的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指出,「誰不改革,誰就下台」,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隨後正式成為中國發展的目標。加之美國六四後採取的對華接觸政策的推動,在這之後,中國經濟發展成效顯著。根據世界銀行數據,1989年中國GDP總值為3478億(347.8billion)美元,而2017年,中國GDP總值已達12萬2400億美元(12.24 trillion)。

許多中國人將這些經濟成績歸功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認為中國找到了比資本主義有效、又不拘泥於教條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與改革開放伊始不同,鄧小平南巡講話開啟的,是中國新權威主義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這條道路之下,面對市場的繁榮,在權力缺乏監督的中國,腐敗問題依舊是威脅體制的要疾,權力與財富的高度結合,仍然是中國社會是難以消除的矛盾。

裴敏欣認為,這種體制之下,只要掌握權力便可獲得財富,由於權力沒有制衡,中國的權貴菁英們給社會帶來了嚴重的貧富不均和「塌方性腐敗」以及官僚。

從2003年「SARS」事件中可以窺見這種腐敗的一角。在2002年底廣東出現第一起病例之際,地方政府禁止媒體報道,網上相關評論也被嚴格刪除。病毒開始傳播之後,各級政府並未及時公布此病的致命性,導致病情在多地甚至國外大肆傳播,僅在中國致200多人死亡。直到第二年4月,面對國內病毒傳播嚴重形勢與國際壓力,中國時任總理溫家寶警告各級官員,不得緩報、漏報和瞞報,兩位中共高官——時任衛生部長張文康與北京市長孟學農的黨內職務因此被撤銷。不過沒過多久,張孟二人重新回到公眾視線中。2005年,張文康被增補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孟學農則在2003年9月後重新出山,現任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主任。

「中國的體制導致必然會出現這種情況,」裴敏欣說。「菁英聯盟勾結,造成貧富不均和腐敗,而且沒有政治改革,經濟改革最終也走不下去,這就為習近平的路線創造了條件。」

習近平時代的「六四遺產」

6月2日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在新加坡舉行的「香格里拉對話」(Shangri-La Dialogue)安全論壇稱,六四事件不僅是一場政治峰火,更是「政治動亂」,「中國採取果斷措施,制止並平息動亂,保持中國穩定」。

魏鳳和對六四的點評沒有任何新意,反映了中共,包括鐵腕領導人習近平一如既往堅持的對六四的定性。 

在今日中國離民主與開放越來越遠的同時,中共領導層對六四的態度沒有絲毫鬆動,公開討論、紀念六四仍然是政治高敏領域。就在六四30週年前夕,中國法院判定四名中國公民因自發製作六四紀念酒而犯「尋釁滋事罪」,反映出中共高層沒有要反思六四的跡象。

習近平2012上台之後,在政治上保持高壓下,黨內推行了中共數十年來力度最強的「反腐運動」,打散諸多利益集團,清洗範圍下至街道幹部,上至政治局常委。據中國經濟網報道,中共十八大習近平上台至今年5月,中國省部級及以上落馬官員(不含企業任職)已達180人,其中包括一名正國級官員周永康,以及五名副國級官員徐才厚、令計劃、郭伯雄、孫政才及楊晶。過去三十年間,中共體制不斷自我進化、適應中形成的「後六四體制」雖一定程度上有效支撐了社會發展,但集權政治下不斷累積的問題讓習近平面臨更大挑戰。

「專制體制下的經濟發展使得共產黨內部退化很厲害,完全靠利益驅動,而不是用任何價值觀念、理想主義、意識形態作為後盾經營。過去20年中,中國的精英和權貴全是機會主義分子,這種體制對政治強人上台根本沒有任何抵抗能力,所有人都有可能被反腐清洗出去,」裴敏欣解釋道。「而體制內沒有真正有信仰的人,他們完全沒有忠心、忠誠,很容易被各個擊破。」

「中共政權的支柱也就是這些特殊既得利益集團,」吳國光說道。「習近平相當於是擼起一把大刀砍掉了自己的胳膊。砍掉一隻可以,但他還能砍掉第二隻嗎?」

在吳國光看來,習近平接下來「顯然要走毛的模式」。但在用毛澤東模式理政的同時,如何避免毛路線的最大弱點——無法發展經濟,是習近平面臨的一大挑戰。自2012年習近平反腐運動開始之後,中國GDP增速連年下降,而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戰,更給未來中國經濟帶來諸多不確定性。

回顧30年來中國走過的道路,裴敏欣對當下中國較為悲觀。 「現在的體制要比09年的體制看上去更沒有希望,政治上壓抑更重,經濟也沒有改革跡象」。「要說六四30年的中國跟20年、10年的中國相比,肯定是一個倒退,沒有進步。」

(來源:紐約時報中文網)

前軍官談「六四」:派軍隊清場,就不好再出牌了

最近,前《解放軍報》記者江林首次打破沉默,在《紐約時報》公開講敘她在天安門學生運動和「六四」血腥鎮壓中的親身經歷。1989年,她還親歷了拉薩軍事戒嚴這樣具有借鑒意義的事件,也在「六四」之前看到了解放軍內部對北京戒嚴的反對。紐約時報中文網在此節選了部分與江林的訪談。為表述清楚起見,部分內容經過編輯。

1989年3月:拉薩戒嚴

問:六月四號前幾個月,作為《解放軍報》的記者,你登上了一架滿載士兵的軍用飛機,去了拉薩。當時中國政府實施軍事戒嚴來鎮壓藏族人的示威活動。你在拉薩了解了什麼?

答:1989年3月8日,我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聯播中知道拉薩戒嚴,9號乘參加戒嚴的第一架飛機到達成都,之後與第一批軍人飛到拉薩。那時,整個拉薩城一片混亂。拉薩很小,它的中心就是布達拉宮和八角街那塊。到處是被燒的店鋪。報社給我的任務就是,不要公開報導,寫內參。

那時我不理解,為什麼西藏的幾次遊行都被定義為騷亂,而且是僧人造反。那個時候想像,寺廟裡的和尚都很安靜,在那兒念經什麼的,怎麼會上街造反?看到一些內部的材料,說他們打著雪山獅子旗要求西藏獨立。

期間我訪問了拉薩市公安局局長。我問他,為什麼要戒嚴?拉薩公安局局長說,根本不需要你們來。我問為什麼?你們自己搞不定,才需要軍隊進來呀?他說,哪裡!拉薩這麼小的地方,那些鬧事的人我幾乎都認識。搞不定他們我還當什麼公安局長。為此還帶我去監獄,當面證明那些犯人與他的密切關係。

他說當時就看著這些人燒八角街,一間一間燒店鋪,因為八角街店鋪都是漢人開的。開放以後先是成都那邊的一些人,再就是浙江那邊的木匠,他們到拉薩,主要是賣電器和打藏櫃。他們生意做得比藏人紅火,藏櫃打得比藏人還漂亮,所以這些藏人就覺得你們把我們的活兒給搶了,他們恨那些人。就乘著鬧事把他們店鋪燒了。

按理說這屬於犯罪行為,你怎麼可以燒人家店鋪呢?但是他們接到的命令是,誰都不許動。不許動就看著這些人燒,一間、一間全部都燒完了,最後燒到他坐鎮的八角街派出所,火把他們包圍了,最後沒有辦法,不能等死啊。他就讓一個民警,騎著摩托車把牆撞開一個洞,從洞裡跑出去了。

我還訪問了西藏軍區的司令,司令告訴我,八角街著火時,部隊已經集結了,那時候是武警,在卡車上,但是大家都不許動,在等什麼呢?等中央的命令。西藏自治區實質上是沒有自治權力的。造成這樣的事實,中央下令戒嚴。武警部隊衝進八角街就開槍,打死打傷很多無辜的商人和香客。戒嚴後抓的人監獄都滿了。

那時候自治區書記是胡錦濤,戒嚴大部隊到的時候,拉薩歡迎解放軍進城。我站在胡錦濤旁邊,但是不知道燒八角街的時候他在什麼地方,沒有問過他。

問:你當時是什麼結論?當時的經歷又是如何影響了你對官方處理北京示威活動的看法?

答:我們當時就是了解拉薩各界對戒嚴的反應,都認為不需要。勞民傷財呀,說你們為什麼要來?而且打死打傷無辜的人,將來怎麼面對他們。我到醫院採訪,那些醫護人員說著都流眼淚,「為建設西藏我們獻了青春獻子孫,戒嚴開槍,把他們打成這樣,我們以後怎麼在這裡生活?」

我妹妹當兵時的一位戰友,她父親是1950年跟張國華一起進藏的西藏軍區作戰部長。我請教他,他對我第一次提出來腐敗問題,此前我還沒聽別人這樣講過。他問我,現在西藏軍區司令的辦公室是什麼樣的?我說,辦公室地上鋪著卡墊兒(藏人編織的地毯)一直鋪到洗手間。他說,多腐敗啊!當年張國華的辦公室就是一張桌子,一張木床,一把木椅。與藏人關係好得很。這個關係完全被破壞了。現在他們跟老百姓、藏民的關係,就是只能用槍來對付。

我把了解的這些情況向報社發了五份內參,都是講的問題,涉及西藏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對戒嚴的態度等。跟我們一起去的新華社軍分社的幾個人,因為是駐成都的記者,說已經無數次來西藏,對西藏很熟悉,就在軍區大院裡跟領導們談。

他們的結論是這次戒嚴非常必要。認為59年那次平叛保證了西藏30年的和平,89年的戒嚴還會再保障西藏30年和平。我說你這是謬論啊,他說就是要靠武力、暴力才能讓他們服從。他問為什麼是謬論。我說59年的時候政權不穩定,而且那時藏軍有槍,你可以用武裝來對付他的武裝,但是30年之後這些藏民沒有武裝,而且你的政權已經穩定了,你完全可以用法治的方法,公安局長說他就可以解決問題。

但是我的五篇內參全部被扣住了,被槍斃了。理由很奇怪,說是軍隊不要干政。我心說,你軍隊都開出去了,已經干政了。

1989年4月:學生上街

問:你四月份回到了北京,當時學生的示威活動剛剛開始。你是怎麼看學生的示威活動的?

答:我回家路過天安門廣場,我們家在黃寺那兒,是總政的宿舍。

路過天安門廣場的時候就發現怎麼那麼多人啊,那天正好是胡耀邦去世,天安門人山人海的。而且他們說可以去胡耀邦家弔唁。他們家離天安門很近,我就順著人流到他們家去弔唁,後來我見到胡德平,我說咱們已經是第二次握手了。他說還有什麼時候,我說就是你父親去世的時候,我到你們家,你跟每一個去弔唁的人握手。他們家的人都比較親民,有平民意識。

那時候我覺得怎麼會有那麼多人,我回去還跟我總後的那些朋友說。他們問,比得過周恩來去世嗎?我說差不多啊。那時候我對學生上街不以為然,不是很贊成,為什麼呢,因為胡耀邦下台就是因為第一次反對自由化,那個時候就是學生上街,導致胡耀邦下台。所以我記得我那個時候在總後開會討論,我說,像胡耀邦、趙紫陽這樣的人,是共產黨僅存的非常優秀的、有開放意識的領導人。49年以後不停地搞政治運動,然後又文革,大浪淘沙不斷地淘共產黨的幹部,很多人在運動中死去了。他們能夠活著,而且具有開放的意識,這種領導人非常少了,應該保護他們,跟他們配合而不是反對他們。我說最後的結果把他們弄下台, 胡耀邦在1987年時就是這樣的。

學生的遊行持續了很長時間。一個週末,又是回家的時候,我在天安門廣場目睹了當時三十八軍的幾輛軍車被堵在廣場,還不是「六四」,不知道他們去執行什麼任務,裡三層外三層的全部被學生和市民給圍住,讓他們回去,說北京不需要他們,所以我覺得這些士兵很尷尬。

我從西藏回來,拉薩開槍的不是解放軍是武警,老百姓歡迎部隊進城,覺得軍人和武警不一樣,武警開槍打我們,軍人進來保護我們。而且我覺得軍人的任務就是對外的,抗擊外敵侵略,而不是對老百姓的,對內應該是武警和警察。後來我就不忿兒,直接去報社,找我的頭兒錢鋼說,要不要寫一個內參。他說什麼內容,我說建議軍隊不要參與地方的政務,如非要參加,執行的軍人要換成武警的服裝。否則將來你就不好出牌了。就跟打牌似的,上來就出大王,你沒牌可出了。

89年5月:北京戒嚴

問:當時國務院宣布戒嚴的時候你在哪兒?什麼反應呢?

答:在北京,我那個時候是不贊成的,因為我從拉薩回來,還有我看到整個情況。學生自己把遊行的秩序維持得很好,北京市也沒有發生打砸搶事件,北京市的社會治安那幾天出奇得好,連小偷兒都罷工了,所以沒覺得有這個必要。而且我們在拉薩的時候得出的結論也是沒這個必要。

問:當時宣布戒嚴以後,憑你在拉薩的經驗,你有沒有想到他們會開槍?

答:也沒有想到,因為那個時候對軍隊、對政府是有很大期待的,覺得他們不會做那麼離譜的事兒。

問:那個時候七個上將上書,你知道他們的思想是如何轉變的?我想他們不會很輕易去抗議中央的領導。

答:「六四」以後,我和張勝(時任總參軍訓部戰役訓練處處長)訪問他的父親張愛萍上將,準備給他寫一本傳記。

張愛萍說,在七個上將之前他單獨給中央軍委寫過一個報告,那時候還沒有戒嚴,他讓這些領導去跟廣場的學生對話,不要跟學生那麼對立,說我們年輕的時候也是搞學生運動的,為什麼現在就不能跟他們對話呢,要把他們當敵人呢,看著這麼多孩子在廣場絕食、生病,對他們的訴求置之不理呢?

問:很長的一個報告吧,大概多少字?

答:我看過報告的草稿,應該有1000字左右,後來七個將軍的信很簡單,就兩句話。

問:那個報告送給誰了?

答:送給中央軍委了。

問:具體就是鄧小平嗎?

答:對啊,鄧小平是軍委主席啊。就送給他,趙紫陽那個時候是軍委副主席,雖然趙紫陽行政上是國務院總理、總書記,但是他在軍隊也是有職務的,是常務副主席。

問:但是趙紫陽軍委的位置不是虛的嗎?

答:是,基本上是虛的,他很謹慎,基本不過問軍隊的事情。只有一次,也是我們《解放軍報》做的一件事情。那時候對軍車收費,北京剛建了一些高速公路,對各種車輛收費,包括軍車。我們報紙登了一篇文章,反映收費影響部隊的進出和行動。這個事情報導後,趙紫陽親自批示,說對軍隊不要收費。因為牽扯到地方的問題,他介入了。

問:張愛萍的報告是什麼時候送給軍委的?

是學生在天安門絕食不久,他建議跟學生對話。

問:就是他一個人上書的是吧?

答:他一個人。後來七個將軍是他領頭,起草人是他的兒子。

問:當時軍委有沒有什麼反應呢?

答:好像沒有。所以他也很生氣,才有了第二次聯名的事情。

問:是不是因為第一次沒人理,第二次覺得人多了才會有人重視?

答:我沒問過他這個,我的感覺就是順理成章。

他跟我講過一件事情。「六四」第二天,6月5號,葉飛上將讓他的兒子開車一起到張愛萍家。葉飛住在西邊軍事科學院附近,那時候雖然是戒嚴的狀態,軍車根本不能開,老百姓看到軍車就攔,他兒子是中央電視台的,開著地方牌照的轎車拉著他,從西邊到東城,他住的什剎海,一進門葉飛就哭了,說愛萍啊,我們的軍隊完了,向老百姓開槍了。現在習近平不是老說「初心」什麼的,這才是老一輩的初心,要求中國平等,不要去欺負老百姓,應該讓老百姓生活好,怎麼能拿槍對付老百姓呢。

問:我想他們心裡也明白,他們的第一任務是保護共產黨、保護共產黨的領導人,是嗎?

答:我覺得沒有。如果有的話,應該去糾正他們走錯的路,不要往這條路上走,你們往這條路上走,就是違背了初心,就是一種背叛。從我記錄的那些人,同情我的那些人,都是軍隊高級幹部,他們也是不同意的。

問:軍隊高級幹部裡面,這種抵抗的情緒普遍嗎?

答:那時很普遍,很多人不同意。表現在什麼地方呢,將近一年的時間,北京三總部軍隊機關的幹部都不敢穿軍裝出來,甚至他們在軍隊的辦公樓裡都穿便衣。你只要穿軍裝出來就會被老百姓打啊、罵啊。

問:高級幹部是這樣的情緒,那麼士兵呢?

答:我覺得士兵完全受蒙蔽,而且士兵完全被戒嚴部隊新聞處所謂的暴徒搶佔北京、破壞北京要奪權所蒙蔽。說趙紫陽要奪權,現在看就是一個政變。就是他們想要趙紫陽下台,用這種辦法。所以我覺得太殺雞用牛刀了。

89年6月:天安門一片火

問:儘管你在軍隊裡有軍銜、在《解放軍報》有職務,在鎮壓的那天晚上,你和張勝一家人一起穿著便服騎車去了天安門。能不能描述一下那天的經歷?

答:那時候天安門火光衝天,從午門看過去就一片火,能看到士兵鋼盔的輪廓。

應該11點左右。我們在東華門鎖車的時候,門口看門的大爺就說不要進去了,太危險了,你們快走吧。我們沒理他,還是往裡走,剛走的時候就看到很多外國記者拿著器材,抱著攝像機、照相機,從天安門跑出來。看到我們以後說,不要再往裡走了,太危險了,已經被部隊佔領了,你聽現在的槍聲特別密集。我說一定要去。他們剛出了東華門,我們就被藏在這裡的一隊武警截住、包圍了。這些人提前隱蔽在這兒,我們都不知道。

我和張勝是軍人,而且是高級機關的軍人。我是《解放軍報》專門從事突發事件報導的記者,張勝是總參軍訓部戰役局局長,一點兒都不知道。他們包圍了我們,我想肯定進不去了。我說我們現在就出去,「不行,你們出不去了」,上來舉著電警棍就打,我第一次見到電警棍,那時候是第一次裝備這些人,是一萬伏的高壓電警棍。你想它的力量多大,一棍子,打在我後背,電流加上力度。我從這兒就趴在門口兒了,我的記者證放在口袋裡,飛出去沒了。但是如果我們四個人有任何一個人說明自己的身份,都不會挨打,因為我們身份太顯赫了。我們四個人那時候根本沒有商量,沒有一個人說自己的身份。就這麼忍著,直到被打昏在地。

問:然後你進了醫院,後來呢?

答:我在協和醫院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各種傷員不停地往協和醫院送。我算輕的,被安排在協和醫院體療室,做恢復運動的地方,很大。運動的墊子上都躺著傷員,一條繩子拉著輸液瓶,人一個挨一個,密密麻麻的。他們問我是哪兒的,我說是記者,哪個報社的,我當時沒說我是《解放軍報》的,我覺得那天的解放軍就是恥辱的代名詞,我脫口而出《人民日報》的,他們說《人民日報》好啊,《人民日報》替老百姓說話,那幾天《人民日報》是講真話的,全是大家愛看的新聞。因為我是「《人民日報》的」,就沒讓我睡那個墊子,安排睡在體療的床上。等到早晨,協和醫院的槍聲特別密集,密集到我覺得軍隊就要開到醫院裡面來了。又送來好多被子彈打傷的,傷員被不停地轉移到別的醫院。

我被轉移到中日友好醫院,我妹夫接我到黃寺的家裡,才知道黃寺的宿舍院兒整個空了,除了家屬和孩子以外,軍人全部不在宿舍,都在辦公室,一待七天不能回家,從來沒有這種先例。三總部裡面唯一在工作的就是楊白冰領導的總政治部,那時候楊白冰是總政的主任,他的哥哥楊尚昆是軍委的常務副主席,所以你想這個屠殺會跟他們兩人沒關係嗎?

後來跟報社的人討論這事兒,我說哪兒用這麼多部隊進來,13個還是16個集團軍,一個天安門需要這麼多人嗎?他們說怕兵變。這七個上將在戰爭年代都曾經是這些部隊的直接首長。

問:聽說一個是怕兵變,一個是所有的部隊都參與,誰也逃不開責任的。

答:對,但主要是兵變。

2019年:真話之罪

問:你覺得現在軍隊,還有軍隊出來的人,對待「六四」有你這種態度的多嗎?

答:在外地的人,沒有參加「六四」的人,基本都不了解情況,他們都相信戒嚴部隊新聞處的東西。那些年也轟轟烈烈地搞了很多東西,比如十個共和國衛士。一年以後這十個衛士也不提了。可能鄧小平意識到這個問題了,當時在高級機關裡,很多人是我這個看法,根本不贊成。

現在我這樣想法的人已經退休了,新的人完全不知道「六四」了,而且他們對「六四」完全就是戒嚴部隊思想,軍隊就應該去鎮壓。2012年左右,有一次碰到張勝,他說,很多人指責他,說那個時候你們是錯誤的,如果沒有「六四」就沒有今天中國的繁榮,這是他們的結論,所以他們認為「六四」是對的,開槍開坦克壓死人都沒有錯,這是他們的觀點。這是現在佔據主流的觀點。

問:我知道你已經想很久要把這些事情說出來?

答:五年以前我就曾經想過把這本書(《沉澱》,我對「六四」的記錄和兩次失去自由的經歷)出版,有這樣的準備。我覺得作為一個記者,說出知道的真相,這是一個再自然不過和有必要的事情,但是在中國這種環境,講真話反而成了一種罪過。我認為中國再怎麼經濟改革,再怎麼經濟發達,你不講真話,你不讓老百姓知道真相,你仍然不是一個文明社會,仍然還是一個愚昧的社會。文明社會的標誌,首先是思想的自由。你這麼個國家,再弄得冠冕堂皇,房子再造得漂亮,吃的東西再好,但是大家都不能講真話,那是什麼人。沒有說話的自由,永遠進入不了文明社會的行列。

(來源:中央通訊社)

六四事件30週年 5大關鍵QA一次看

六四事件今天屆滿30週年,但在中國官方刻意掩蓋資訊下,世人仍難全盤認識六四。以下為中央社整理的5大關鍵問答:

問:什麼是「六四」事件?
答:1989年4月起,一些中國大學生藉由當時已被整肅下台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之死,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發起一場爭取民主的群眾運動。

1989年6月3日深夜至6月4日凌晨,中共下令進駐北京的部隊,以真槍實彈強力鎮壓在天安門廣場及北京街頭聚集的學生及民眾,造成嚴重傷亡,引起全球譁然,因此被稱為「六四」事件。

問:「六四」事件造成多少人罹難?

答:各種數字眾說紛紜。據親歷「六四」事件的中國流亡學者吳仁華事後考證,事發後中國紅十字會曾公布的2600人是較可信的數字。

問:「六四」事件是誰下令開槍鎮壓的?

答:依中共官方說法,事件是由中共中央委員會以文件方式下達命令。然而,包括已故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親信在內的多個消息來源顯示,下令者正是當時掌握實權、時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鄧小平。

問:「六四」30年來,中共的反應是什麼?

答:封殺、迴避、淡化、遺忘,是最能反映中共政權面對「六四」事件至今的一貫態度。一方面用高壓防止一切足以換起記憶的活動,另一方面又盡全力防堵人民知道事件真相。這些舉動,旨在抹去中國百姓對這起悲劇的記憶,終而歸零。

問:紀念「六四」事件,對台灣有何意義?

答:「六四」事件中遇害的學生和民眾,是為爭取公義和民主而犧牲在中共的槍口下。30年過去,中共從未對此事有過任何反省與道歉,違反普世價值,理應予以讉責。

同時,台灣至今持續面對中共政權意圖併吞的龐大壓力。紀念「六四」事件,可警醒民眾認識中共政權的本質,凝聚台灣民眾共同守護民主自由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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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有人把天國之門(64天安門事件)的漫畫傳到色情漫畫網
然後吵很兇這件事千影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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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口@
找找資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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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行業老年無能雜工一名
.不知為何喜歡東方和可愛的動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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